叶永烈写四人帮兴亡：揭秘四人帮，我亲眼见过他们
众多读者在阅读他的著作中成长，对于70后这一代，鲜有人不熟知《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
置身于上海明达公寓之中，记者轻声报出某处门牌，即刻引发保安的反应：“哦，那是位作家。”
他是叶永烈。
2009年伊始，叶永烈的著作《“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鉴于书中触及敏感内容，出版社与叶永烈达成共识，决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和签售活动，从而成就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出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短短时间内，该书便迎来了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未曾对“四人帮”进行过采访。然而，这四位成员，他均有幸亲眼目睹过。
1963年，叶永烈圆满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学业，随后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的首场报告会，有幸聆听了张春桥的精彩演讲。
“张春桥的口才极佳，思维逻辑清晰。在这四位人物中，张春桥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性格冷静，言辞简洁有力。若将他的演讲录音整理，定能成为一篇出色的文章。”46年后的今天，叶永烈仍如此回忆。
姚文元与张春桥性格迥异。1966年，叶永烈有幸聆听姚文元的报告，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永烈曾细致对比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文风，得出结论：姚文元的文章多显“附和之态”，相较之下，叶永烈更偏爱张春桥的文采。
在“文革”岁月，江青频繁地在北京会见群众。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叶永烈有幸得以见到江青。他对江青的印象，更多源自于广播中传出的她的声音。江青的口才极佳，但稍显冗长，尤其是在谈及样板戏时，她会反复讲述，言辞颇为琐细。令叶永烈印象深刻的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说“比较好”或“比较不错”，而江青则说成“较比好”和“较比不错”。
在“四人帮”成员中，叶永烈与王洪文的接触尤为频繁，这一现象与叶永烈个人经历中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密不可分。
1976年，上海成立了名为“文集内片组”的团队，成员人数超过五十。叶永烈回忆道，某日，工宣队突然严肃地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他被委以重任，需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并全力以赴，确保工作圆满完成。他的职责是负责拍摄由中央直接指派的影片。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叶永烈当时细数了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心中不禁感到疑惑：怎么会是一个“臭老九”被选中担任导演呢？直至后来才明白，由于时间紧迫，他以行动迅速著称，这才被选中担当此任。
王洪文偶尔会返回上海进行影片审查，然而他并不多言，通常仅以简短的“可以啊，好啊。”回应。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叶永烈正潜心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电视上突然播出了“四人帮”接受审查的实况转播。那一刻，他猛然醒悟，关于上海的题材，前辈作家已将其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关于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似乎尚无人涉足笔端。
他产生了创作关于“四人帮”的念头，并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为参照。
这一题材的广度超出了预期，叶永烈在初期便遭遇了重重困难。为此，他不得不对原定计划进行调整，将其拆解为四个独立子题，分别撰写为四部长篇传记，分别是《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和《王洪文传》。
叶永烈的写作过程显得时断时续，未能一气呵成，难以尽兴发挥。在着手撰写江青的篇章时，他仅将笔触延至江青抵达延安的阶段；至于张春桥，他的笔触则局限于对方30年代在上海的岁月。至于王洪文，叶永烈起初甚至觉得此人过于单薄，难以寻觅到深入的写作素材。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叶永烈渐渐意识到，通过描绘王洪文的生平，他竟然将上海的“文革”十年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种感觉让他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完成对王洪文的叙述后，他回过头来，继续书写江青与张春桥的故事，一气呵成，毫无拖沓之感。
在1986年，即“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漓江出版社得知了叶永烈的创作计划。他们迫不及待地获取了叶永烈已完成的部分，以期尽快将其出版。临近成书，出版社突然来电，紧急要求叶永烈即刻前往桂林。抵达桂林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
一路上，沉默无言。直至抵达宾馆的电梯，出版社方面才告知他：稿件需经相关部门审查。叶永烈心中不禁暗想，看来此书恐怕无法顺利出版。
他携带着厚厚的书稿，重返上海，继续投身于写作与内容的丰富之中。
直至1988年，四部传记作品终于同日问世，一时间风靡全国，引发了一场抢购热潮。《江青传》售出20万册；《张春桥传》15万册；《王洪文传》13万册；《姚文元传》则达到5万册。
1993年，叶永烈的著作《“四人帮”全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然而，这种形式并未完全符合他最初的创作构想。于是，叶永烈决定回归最初的写作计划。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广泛采访众多当事人，其中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等人。
采访陈伯达
在叶永烈筹划对陈伯达进行访谈之际，陈伯达尚处于服刑期间。监狱方面向叶永烈透露，陈伯达即将刑期届满，获释之后进行采访将更为便利。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服刑期满。仅仅十日之后，叶永烈便抵达了首都北京。
陈伯达在得知叶永烈计划对他进行采访时，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既然公安部有意提审，我身为囚犯，自当遵从他们的审问。至于叶永烈，他若来采访，我则可以选择不予理会。”
陈伯达，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来鲜少接受媒体访谈。加之历经多年牢狱之灾，他更渴望享受一个宁静的晚年时光。
叶永烈运用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他滞留北京，对陈伯达的前同事、秘书、子女以及警卫员进行了深入访谈。“那段时期，上海作协的同行们只知道我频繁出入北京，却不知我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面对记者，叶永烈严肃的表情中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
叶永烈展开了行动。他决心与陈伯达进行会面。
叶永烈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以“陈老”称呼陈伯达最为恰当。这不仅因为他年事已高，更彰显了叶永烈对他的尊敬之情。
“在我看来，无论一个人过往的行事如何，一旦我对他进行采访，他便是历史的见证者，我理应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叶永烈如此表达。尽管事前已有告知，陈家的大门依旧紧闭。然而，陈伯达的儿子认出了叶永烈，便为他打开了门。
叶永烈与陈伯达相见：即便居于家中，陈伯达亦终年戴帽，衣着较常人更为厚实，眉宇间的眉毛亦显得格外长。陈伯达兴致不高，却仍礼貌地与叶永烈问好，并表示已拜读过他的作品。
叶永烈试图打破僵局，语气中带着一丝亲切：“陈老，记得吗？1958年，我就有幸见过您了！”
“嗯，提及1958年，那是在哪个地点呢？”陈伯达的兴致似乎并不高涨。
叶永烈回忆起一段往事：1958年5月4日，正值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之际，陈伯达莅临北大，向全体师生发表了一场演讲。在那次演讲中，陈伯达还特地配备了一位“翻译”，负责将他的闽南语巧妙地转换成标准的普通话。
“彼时，我身为北大的一名学子，首次遭遇了同胞间的报告演讲，竟还需配备翻译！”陈伯达开怀大笑。此后，叶永烈便对他进行了接连不断的采访。
随着对彼此日益熟悉，陈伯达偶尔也会以温和的方式向叶永烈流露不满。他曾委婉地询问叶永烈：“在最高法庭的审判中，他们说我1966年6月1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构成煽动内乱罪。你知道，这番话究竟出自谁之口？”叶永烈平静地回忆起那些陈旧的历史片段。
曾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拜访了叶永烈。记者的住所与陈伯达的居所相距不过数百米之遥。在告别之际，记者对叶永烈感慨道：“叶永烈先生，我之所以前来拜访，实因我身居陈伯达先生附近，却未曾有幸采访他。而你，却远道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您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身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我竟如此近在咫尺，却未能完成对陈伯达先生的采访，真是令人遗憾啊。”
叶永烈好奇地询问原因，那位记者回答道：“实在是害怕，不敢轻易前往。一旦有什么事情解释不清楚，后果不堪设想。”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陈伯达，犹如推开了一扇窗扉，众多“文革”时期核心人物的门户便在叶永烈的笔下一一敞开。
“继陈伯达之后，我见到了王力，他继而引荐我采访关锋，而关锋之后则是戚本禹。”叶永烈逐一对他所采访的人物顺序进行了回顾。
自王力自秦城监狱获释以来，他始终缄口不言，外界鲜少听闻他的声音。然而，叶永烈却成为了首位勇敢敲开他心扉的人。1989年，叶永烈初次与王力相见，那时王力已知晓叶永烈的名字。这一认知让叶永烈感到大有希望。
当叶永烈第二次寻觅到王力时，王力已提前向他在上海作协的故交询问了叶永烈的情况。从那位老友口中，王力得知叶永烈是一位“相当可靠的人物”。于是，王力便开始对我展开了深入的采访。
完成对王力的专访后，叶永烈执笔撰写了一篇超过一万字的《王力答客问》，此作品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热议。
在叶永烈的记忆中，王力（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编者注）虽显官威，却又不失书卷气。言谈间，他常会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引经据典以佐证。随着采访的深入，叶永烈与王力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此后，王力将他的手稿托付给了叶永烈，而王力的回忆录亦得益于叶永烈的协助整理编撰。
王力，一位深谙礼仪之人。某次，叶永烈拜访他时，携其爱人同行。此后，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电话交谈，他总会关切地询问：“你的爱人可好？”
叶永烈后来采访关锋之际，王力慷慨伸出援手，亲自拨通关锋的电话，告知：“叶永烈欲对你进行采访。”若非王力此举，叶永烈或许难有机会与关锋见面。
初次相见，关锋便言：“这乃我首度向他人敞谈‘文革’，亦是末次。”叶永烈取出采访设备，然而关锋却坚决拒绝录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力，他并不排斥录音，“他说，‘无一事不可对人言’，叶永烈如此转述王力的话语。”
得益于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建立了基本的信任。在叶永烈的劝说下，关锋最终点头应允。
“事实上，关锋那次与我们进行的对话极具分量，其中不仅融入了他个人的亲身经历，还涉及了‘文革’期间的一些关键事件。”叶永烈如此评价他对关锋的这次访谈。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大家对此文件自然熟悉，然而关于它的发布过程、原因所在，关键信息便隐藏其中。”叶永烈如是说道。
叶永烈对关锋的评价颇具意味：“人称‘关夫子’的关锋，堪称一位专心致志的学者，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孔子与老子的学说，整日沉浸于其中。即便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他亦如此。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人，为何会如此深陷于政治的漩涡？我认为，人在特定位置上，往往身不由己，难以抽身。正如‘秀才做官’，一旦涉足官场，便难以摆脱官场的事务。”
江青和华国锋失踪
在他人眼中，叶永烈能成功采访众多历史见证者，颇受羡慕。然而，叶永烈心中仍存有自己的遗憾。
自着手此题，叶永烈便开始筹备对江青的采访。他深知，江青个性鲜明，一旦有机会直面其人，定会言辞如泉涌。然而，当时江青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周围戒备森严，叶永烈实无任何接触之机。
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期间，下榻于公安部招待所。某日，他得知江青因病入院，治疗之地恰为公安部旗下北京复兴医院。这一消息令他振奋不已，采访江青的机会终于降临。
他迅速联络上在公安部结识的朋友，寻求协助，希望能随公安部车辆一同前往探望江青。在提出申请时，叶永烈以“研究‘文革’”为名。得益于朋友的鼎力相助，他的申请顺利获得批准。
当叶永烈正准备上车之际，对方突然发问：“你打算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吗？”叶永烈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当然。”
对方陷入踌躇，表示需先向上级请示后方可给出回应。然而，这一请示之后，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纵然付出艰辛努力，仍有些采访未能如愿，例如华国锋。
叶永烈长久以来渴望能够采访华国锋，以期深入探寻粉碎“四人帮”背后的决策历程。为此，他不远万里来到华国锋的住所，将亲手撰写的《华国锋年谱》委托秘书转呈。
华国锋始终强调，采访其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批准，此乃既定规定。即便华国锋离世，叶永烈亦未能如愿进行采访。
回到最初计划
历经与众多历史当事人深入接触的叶永烈，如今开始着手实现他最初的宏伟蓝图。
并非简单的整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同时不断融入新的资料，记者在最新出版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竟然发现了2008年的相关材料。
实际上，自2002年起，这一合并工作便已初见成效。经过整合，《“四人帮”兴亡》已不再是单纯四个个体的传记，而演变成一部关于“帮派”崛起与衰亡的历史画卷。这样一来，先前在撰写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难题便迎刃而解。
诸如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江青传》、《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的编纂，皆不可避免。然而，若各自独立成书，难免出现内容上的重叠。通过整合，此类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的历程、江青如何跻身政坛、四人结成的帮派……这场完整的闹剧，正是由叶永烈揭开序幕。
然而，出版之路颇为坎坷——“文革”议题始终笼罩在敏感的阴影之下。
起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了这一设想。编辑向叶永烈透露，该书稿以A4纸打印，总页数达到了1500页。然而，在申报题目时，却遭到了拒绝。
叶永烈
叶永烈心生一计，决定前往北京一试身手。然而，他在京城奔波于五家出版社之间，却遭遇了与上海如出一辙的待遇：每家出版社在瞥见题目的一刹那，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拒之门外。
找出版社时，叶永烈补充完善。
在2008年的北京书市，叶永烈莅临京城。人民日报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文集，此次再次寻访叶永烈，旨在推出这一系列著作。
叶永烈神情淡定地对他们说道：“前方尚有六家出版社待闯，其中不乏牌面更为坚挺的，然而它们均未能成功过关。”人民日报出版社则承诺将竭尽全力。
叶永烈怀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将稿件递交给了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代表莅临叶永烈的住所。一行三人，手持已签署盖章的合同，待叶永烈一落笔，协议即刻生效。
出版社告知叶永烈，其书稿已顺利抵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且相关领导部门已正式批准了出版事宜。
起初，叶永烈对此抱持怀疑态度。然而，随着出版社人员将领导部门的批文递至叶永烈面前，他方才目睹文件上那清晰可见的“批准出版”字样。
叶永烈原本打算，让这套历时二十余年的著作，静静“沉睡”于电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