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亲历：我见过的四人帮与四人帮兴亡出版内幕
众多读者伴随着他的著作成长，对于70后这一代而言，鲜少有人对此陌生。《十万个为什么》。
于上海明达公寓，记者轻声报出一个门牌号码，保安即刻回应：“哦，那便是那位作家所居之处。”
他是叶永烈。
2009年伊始，叶永烈的著作《“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鉴于内容涉及敏感话题，出版社与作者叶永烈达成共识，决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及签售活动，从而使得此次出版显得格外低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该书在短短时间内便迎来了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未曾对“四人帮”进行过采访。然而，他确实与这四位成员有过面晤之缘。
1963年，叶永烈圆满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学业后，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中，首场听到的报告便是由张春桥所作。
一整个上午，叶永烈与张春桥相隔仅十余米，距离十分接近。彼时，他不过是一名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张春桥给叶永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张春桥的口才极佳，思维条理清晰。在这四位人物中，张春桥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是一位冷静沉着的人，言辞简洁有力。若将他的演讲录音整理，定能成为一篇精彩的文章。”46年后的今天，叶永烈仍如此回忆道。
姚文元与张春桥性格迥异。叶永烈首次目睹姚文元，是在1966年聆听他的报告之际。
叶永烈曾细致对比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文风，他指出姚文元的笔触虽佳，却欠缺口才。在其看来，姚文元的文字中“帮腔”之味较为浓厚。相较之下，叶永烈更偏爱张春桥的文风。
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江青时常在北京接待来访的群众。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叶永烈有幸目睹了江青的风采。对他而言，对江青的印象，更多来自于广播中传出的声音。叶永烈评价道：“江青的口齿相当清晰，但言辞略显冗长，尤其在谈及样板戏时，她总是反复阐述，显得颇为琐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通常会说‘比较好’或‘比较不错’，而江青则会说‘较比’‘较比好’‘较比不错’。”
在“四人帮”成员中，叶永烈与王洪文相见的频率尤为频繁，此情形与他人生中一段不凡的经历密切相关。
1976年，上海成立了一支名为“文集内片组”的团队，成员超过五十人。叶永烈回忆起，某日，工宣队突然严肃地找到他，向他传达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务必倾尽全力，确保工作圆满完成。他的职责是负责拍摄由中央直接指派的影片。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彼时的叶永烈细数了制片厂的每一位成员，心中不禁疑惑：为何竟是一个“臭老九”被委以导演之职。直至后来才明了，缘于紧迫的工期，他以迅速著称的手速得以脱颖而出，被选为导演。
王洪文偶尔会回到上海对影片进行审查，然而他的言辞并不多，通常仅是简单回应：“不错，很好。”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在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叶永烈在电视上目睹了“四人帮”接受审查的直播。这一刻，他猛然省悟，关于上海的题材，几乎已被前辈作家穷尽，然而，那些崛起于上海的“四人帮”，却尚未有人将其笔触触及。
他心生创作关于“四人帮”的念头，并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参照蓝本。
此主题范围宽广，叶永烈在初期便遭遇了重重挑战。无奈之下，他只得调整策略，将原定计划细分为四个子课题，进而拓展为四部篇幅较长的作品，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姚王传》
笔触时断时续，叶永烈未能一气呵成，畅快淋漓地抒写。关于江青的篇章，仅止步于她抵达延安的阶段；至于张春桥，其文也仅勾勒出他在30年代上海的岁月；至于王洪文，起初叶永烈甚至认为此公形象单薄，难以铺陈。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叶永烈逐渐意识到，仅描写王洪文一人，便足以勾勒出上海“文革”十年间的风云变幻。他的灵感终于找到了归属。完成对王洪文的刻画后，他回过头来续写江青与张春桥的故事，一气呵成，毫无间断。
1986年，正值“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漓江出版社得知了叶永烈的写作规划。他们迫切地希望尽快获得叶永烈已完成的部分稿件，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出版。当稿件即将完成校对时，出版社方面突然来电，要求叶永烈立即赶往桂林。抵达桂林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
全程无言。直至抵达宾馆的电梯，出版社方面才告知他：稿件需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查。叶永烈心头一沉，即刻想到此书可能无法顺利出版。
他怀抱一摞厚重的书稿，重返上海，于此继续挥毫泼墨，补充完善。
直至1988年，四部传记作品相继问世，一时间风头无两，洛阳纸贵。其中，《江青传》发行量高达20万册；《张春桥传》售出15万册；《王洪文传》13万册；《姚文元传》则售出5万册。
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四人帮”全传》。然而，这一版本并未达到叶永烈的预期构想。于是，他决定回归最初的写作蓝图。正是在这一阶段，叶永烈着手对众多当事人进行了广泛采访，其中不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等人。
采访陈伯达
叶永烈计划对陈伯达进行访谈，然而那时陈伯达尚在狱中服刑。监狱相关部门向叶永烈透露，陈伯达即将完成刑期，不久将重获自由。他们建议，在陈伯达出狱后再进行采访，届时将会更为便利。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服刑期满。紧随其后，叶永烈于10月27日抵达了首都北京。
陈伯达在得知叶永烈有意对他进行采访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既然公安部已决定提审于我，身为犯人，我唯有遵从他们的询问。至于叶永烈，他若想采访，我则可选择不予理会！”
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的陈伯达，素来便鲜少接受媒体访谈，更何况他在漫长的狱中岁月之后，更渴望一个宁静的晚年时光。
叶永烈巧妙地运用了迂回策略。他选择留驻北京，对陈伯达的旧部、秘书、子女以及警卫员等进行了深入访谈。“那时，上海的作协同仁们只知道我频繁往返北京，却不知我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面对记者，叶永烈那严肃得几乎有些拘谨的神情中，不禁露出了一抹狡黠的微笑。
叶永烈展开了行动，他打算与陈伯达进行会面。
叶永烈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称呼陈伯达为“陈老”最为得体。一方面，这个称呼符合他的年纪，另一方面，它也流露出自己对他的尊敬之情。
“我认为，不论此人在过往岁月中经历了什么，在我对他进行采访之际，他已然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我理应对他予以应有的尊重。”叶永烈如此表述。尽管事前已有告知，陈家的门扉依旧紧闭。幸得陈伯达之子认出叶永烈，方才为他打开了大门。
叶永烈与陈伯达相遇：即便在家中，陈伯达也终年戴着帽子，衣物层叠，数量总是他人的一倍，眉宇间的眉毛尤其长。陈伯达的情绪似乎不高，但他仍礼貌地与叶永烈致意，并表示已拜读过他的作品。
叶永烈试图打破僵局：“陈老，早在1958年，我便有幸与您相见！”
“嗯，1958年，那是在哪个地点呢？”陈伯达的兴致似乎并不浓厚。
叶永烈回忆往昔：1958年5月4日，正值北京大学六十华诞，陈伯达受邀莅临北大，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彼时，陈伯达身边还配备了一位“翻译”，负责将他的闽南语流畅地转译为普通话。
“我当年身为北大的一员，那还是头一回见到有中国人向中国人做报告，竟然还配有翻译！”陈伯达不禁开怀大笑。自此，叶永烈多次对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日渐熟络的陈伯达，有时会与叶永烈私下里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满。他曾询问叶永烈：“在最高法庭的审判中，有人指责我1966年6月1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称其为煽动内乱的罪行。你知道，这句话究竟出自谁之口吗？”叶永烈沉着地回顾了这段陈旧的历史。
曾有一名《人民日报》的记者拜访叶永烈。该记者的住处与陈伯达的居所相距不过数百米。在离别之际，记者对叶永烈说道：“叶永烈先生，我前来拜访，实因我虽与陈伯达先生比邻而居，却未曾有机会对其采访。而你却不远千里，从上海专程而来。你的胆识与勇气，堪称非凡。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我竟近在咫尺，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实感遗憾。”
叶永烈好奇地询问缘由。那位记者坦言：“心生畏惧，不敢前行。若是发生什么误会，恐怕难以解释清楚。”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陈伯达，宛如推开了一扇窗户，众多“文革”时期核心人物的门户随之逐渐向叶永烈敞开。
“继陈伯达之后，是王力的引荐，他为我介绍了关锋，而关锋之后，便是戚本禹。”叶永烈缓缓道出他采访对象的排列顺序。
王力自从被抓到秦城监狱脱身之后，他闭口不谈外界事，而叶永烈成为了第一个勇敢敲响王力家门的人。1989年，叶永烈首次拜访王力时，王力早已知晓他的名字。这一幕让叶永烈心中生出一丝希望，似乎此行有望。
当叶永烈第二次拜访王力时，王力早已拨通了他上海作协的老友，询问叶永烈的近况。经老友介绍，王力得知叶永烈乃“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人”。自此，王力开始对我敞开心扉，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完成对王力的专访后，叶永烈挥笔撰写了长达一万余字的《王力答客问》，此文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在叶永烈的记忆中，王力（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编者注）虽带有几分官场气派，却又不乏书卷气息。言谈间，他时常会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信手拈来，引经据典。随着采访的深入，叶永烈与王力之间的信任逐渐建立。此后，王力将他的手稿悉数托付于叶永烈，而王力的回忆录亦是在叶永烈的协助下得以编纂完成。
王力素来注重礼仪。记得有一次，叶永烈携其爱人一同拜访，此后无论通信或通话，他总是不忘问候我的爱人。
随后，叶永烈对关锋进行了采访，这其中王力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他亲自拨通了关锋的电话，告知：“叶永烈有意对你进行采访。”若非如此，叶永烈或许无缘与关锋相见。
初见时，关锋便言：“这乃我首次向他人透露‘文革’之事，亦将是唯一的一次。”叶永烈取出录音设备，关锋却坚决拒绝录音。这一态度与王力截然不同，王力对录音并无抵触，“吾言无不可与人言者”，叶永烈如此复述王力的言语。
得益于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产生了基础上的信任。在叶永烈的悉心说服下，关锋最终点头应允。
“事实上，关锋那次的对谈意义非凡，涵盖了其个人经历以及‘文革’期间诸多关键事件。”叶永烈如此评价他对于关锋的这次访谈。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众所周知，这份文件大家都有所了解。然而，关于文件的发布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关键所在即在此。”叶永烈如此阐述。
叶永烈对关锋的评价颇具深意：“人称‘关夫子’的关锋，乃是一位沉浸于学术研究的学究，两耳不闻窗外事，终日埋头于孔子、老子的经典著作之中。即便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他亦保持着这份执着。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与政治绝缘的人，为何会如此深入地卷入其中？我认为，当一个人置身于某个特定的位置时，往往难以自主，身陷其中，难以抽身。正如‘秀才做官’，一旦涉足官场，便难以摆脱其事务。”
江青、华国锋失踪
在他人看来，叶永烈能采访到众多历史见证者，堪称令人称羡。然而，叶永烈心中却也怀揣着一份属于自己的遗憾。
自着手研究此题，叶永烈便开始筹备对江青的采访。他深知，江青个性鲜明，一旦与之面对面，定会畅所欲言。然而，彼时江青被囚禁于秦城监狱，戒备之严令人难以接近，叶永烈对此毫无接触之机。
某日，叶永烈于京城展开采访之旅，暂居于公安部所设的招待所。有人向他透露，江青因疾患而入住北京复兴医院，而这所医院隶属公安部管辖。听闻此讯，叶永烈心中雀跃不已：终于等到了采访江青的良机。
他迅速动用公安部内朋友的援手，期望能随公安部车队一同前往探望江青。在提出申请时，叶永烈以“研究‘文革’”为理由。得益于朋友的鼎力相助，他的申请顺利获得批准。
当叶永烈正准备上车之际，对方突然发问：“你打算把这经历写成文章吗？”叶永烈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当然。”
对方陷入沉思，表示需先行请示上级，待得回复后再行决定。然而，这一请示之后，便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
纵然付出艰辛努力，仍有些采访未能如愿，例如华国锋。
叶永烈长久以来怀揣着采访华国锋的愿望，渴望深入了解粉碎“四人帮”背后的决策历程。为此，他特地前往华国锋的住所，将亲自撰写的《华国锋年谱》通过秘书之手递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始终坚持，采访他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批准，此乃既定规定。即便直至华国锋辞世，叶永烈亦未能如愿以偿，完成对其的采访。
回到最初计划
饱览众多历史见证者的叶永烈，终于转而着手实现他最初的夙愿。
并非单纯的合并。在整合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素材，记者在近期出版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甚至发现了2008年的相关资料。
实际上，自2002年起，这一合并工作便已初见成效。经过整合，《“四人帮”兴亡》已不再仅仅是四位个体的传记，而转变为描绘一个“帮派”崛起与衰亡的历史画卷。正因如此，先前在创作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难题也得以顺利解决。
比如批判《海瑞罢官》《江青传》亟待动笔，《张春桥传》亦在筹划，《姚文元传》亦不容忽视。避无可避，然而若一一成书，难免出现内容上的重叠。将它们合并编纂，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张春桥、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江青踏入政坛的每一步，四人结成的联盟……叶永烈将这一幕幕完整丑剧的序幕徐徐拉开。
然而，出版过程颇为坎坷——“文革”一词始终笼罩着敏感的阴影。
起初，上海人民出版社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出版社的编辑向叶永烈透露，书稿共计打印了1500页，采用A4纸型。然而，在提交选题时，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
叶永烈
叶永烈心生一计，决定前往北京一试身手。然而，他在京城奔波了数日，走访了五家出版社，却与上海的情形如出一辙，每家出版社一见到这个题目，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摒弃。
找出版社时，叶永烈同时补充。
2008年，叶永烈踏足北京，正值北京书市的举办期间。人民日报出版社曾先前出版过他的文集。此次，出版社再次联络到叶永烈，意图出版一套新书。
叶永烈对他们坦言道：“前方尚有六家出版社需一一跨越，其中不乏品牌实力较你们更为雄厚的，然而，它们均未能成功通过。”人民日报出版社承诺将竭尽全力。
叶永烈怀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将稿件递交给了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代表莅临叶永烈先生的住所。一行三人，手持已盖章的合同，待叶永烈先生一落笔，协议即刻生效。
叶永烈接到出版社的通知，得知其书稿已顺利送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且已获得领导层的首肯，批准出版事宜。
起初，叶永烈对此半信半疑。然而，当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将领导部门签发的批准文件呈现在叶永烈面前时，他方才在文件上亲眼目睹了“批准出版”的字样。
叶永烈原本打算将这套耗时二十余年的著作束诸高阁，任其存于电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