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亲历：我见过的四人帮
众多读者伴随着他的著作成长，对于70后这一代而言，鲜少有人未曾耳闻《十万个为什么》的大名。
于上海明达公寓，记者报出某门牌号码，安保人员应声回应：“哦，那正是那位作家居住之处。”
他是叶永烈。
2009年伊始，叶永烈的著作《“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鉴于作品触及敏感话题，出版社与作者叶永烈达成共识，决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和签售活动，使得此次出版显得格外低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短短时间过后，该书便迎来了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未曾对“四人帮”进行过采访。然而，这四位成员，他均有幸见过面。
1963年，叶永烈顺利完成北京大学学业，随后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的首次聆听报告，便有幸聆听了张春桥的精彩演讲。
“张春桥的口才极佳，思维条理清晰。在这四位人物中，张春桥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冷静沉着的人，言辞简洁有力。若将他的演讲录音整理，定能成为一篇优秀的文章。”46年后的今天，叶永烈如此追忆道。
姚文元与张春桥性格迥异。叶永烈首次见到姚文元，是在1966年聆听他的报告之际。
叶永烈曾对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文风进行细致对比，指出姚文元的文字虽颇具文采，然在口才方面却略显不足。在他看来，姚文元的文章中“帮腔”之味较浓，相较之下，叶永烈更偏爱张春桥的文风。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江青频繁在北京接待民众。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叶永烈有幸得以一睹江青的风采。对他而言，对江青的印象主要来源于广播中她的报告。叶永烈评价道：“江青讲话口齿伶俐，却略显冗长，尤其是在谈论样板戏时，她总会反复阐述，显得颇为琐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通常会说‘比较好’或者‘比较不错’，而江青则习惯于说‘较比好’、‘较比不错’。”
在“四人帮”成员中，叶永烈与王洪文的交往尤为频繁，这一现象与他人生中一段颇为独特的经历密切相关。
1976年，上海诞生了名为“文集内片组”的团队，成员超过五十人。叶永烈回忆起，某日，工宣队突然严肃地找他谈话，交付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并强调必须全力以赴，确保工作质量。他的职责便是负责拍摄由中央直接指派的影片。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彼时的叶永烈逐一审视了制片厂的每一位成员，心中不禁感到疑惑：怎么会是一个“臭老九”被委以导演重任呢？直至后来方才明了，由于时间紧迫，他在电影厂以迅速高效著称，这才使他得以脱颖而出，获得这一职位。
王洪文偶尔返沪审查影片，却鲜少发表言论，通常仅以：“不错，很好。”寥寥数语带过。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叶永烈正沉浸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的阅读之中，电视上转播的“四人帮”接受审查的画面突然映入眼帘。这一刻，他猛然意识到，关于上海的题材，前辈作家们几乎已经将其挖掘殆尽，然而，那些崛起于上海的“四人帮”成员，却尚无人涉笔成章。
他产生了创作关于“四人帮”的构思，此灵感源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
此主题范围宽广，叶永烈在着手之初便遭遇了重重难题。迫不得已，他只得调整策略，将原先的计划细分为四个独立子题，进而展开为四部篇幅较长的著作，分别是《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与《王洪文传》。
叶永烈的写作过程显得颇为踌躇，未能一气呵成，畅快淋漓。在着手描绘江青的形象时，他的笔触仅停留在江青抵达延安的阶段；至于张春桥，他的叙述也仅限于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经历。至于王洪文，起初叶永烈甚至觉得此人形象单薄，难以深入挖掘。
随着探索的深入，叶永烈逐渐意识到，描写王洪文的一生，实则勾勒出了上海“文革”十年的历史画卷。他的感悟逐渐清晰。完成对王洪文的叙述后，他回过头来续写江青与张春桥的故事，一气呵成，毫无拖沓。
在1986年，适逢“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漓江出版社得知了叶永烈的创作规划。他们急于获取叶永烈已完成的部分计划，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出版。正当清样即将付印之时，出版社突然来电，要求叶永烈即刻前往桂林。抵达桂林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
一路沉默。直至抵达宾馆的电梯，出版社的人方才告知他：稿件需经相关部门审阅。叶永烈心头一沉，顿时感到此书恐难出版。
他携带着厚厚一叠书稿，重返上海，继续投入写作与补充修订的工作之中。
直至1988年，四部传记作品终于同日问世，顿时引发了一场抢购热潮。《江青传》售出了20万册；《张春桥传》售出15万册；《王洪文传》售出13万册；《姚文元传》则售出5万册，各书销量之高，使得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1993年，《“四人帮”全传》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然而，这种形式并未契合叶永烈的最初构想。于是，他决定回归初衷，重新遵循最初的写作计划。正是在这一时期，叶永烈开始对众多当事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这些当事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等人。
采访陈伯达
叶永烈计划对陈伯达进行采访，然而当时陈伯达尚未获释。监狱方面向叶永烈透露，陈伯达即将刑满获释，建议在陈伯达出狱之后进行采访，届时将会更加便利。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结束了他的刑期。仅仅十天之后，叶永烈便抵达了北京。
陈伯达在得知叶永烈欲对他进行采访时，毫不犹豫地阐明了立场：“既然公安部将对我进行提审，身为囚犯，我理应回答他们的提问。至于叶永烈想要采访我，我则可选择不予理会！”
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素来鲜少接受媒体访谈，加之历经多年囹圄生活，他更渴望在晚年享有宁静的生活。
叶永烈巧妙地运用了迂回策略。他选择留在北京，深入访谈了陈伯达的前同事、秘书、子女以及警卫员等。那段日子里，上海作协的同行们只知道他频繁出入北京，却无人知晓他的具体行踪。“当时，他们只知道我常驻京城，却不知我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面对记者，叶永烈神情严肃，几乎显得有些拘束，但他的脸上却透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叶永烈便开始了他的主动行动，目标直指与陈伯达的会面。
在称呼陈伯达时，叶永烈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陈老”最为适宜。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确年事已高，更是出于对他的一份敬意。
“我认为，不论此人在往昔有何过往，在我对他进行采访之际，他无疑是历史的亲历者，我理应对他保持应有的敬意。”叶永烈如是说道。尽管事前已有通知，陈家的大门依旧紧闭。然而，陈伯达之子认出是叶永烈，遂为他打开了门。
叶永烈与陈伯达相见：即便在家中，陈伯达亦常年佩戴帽饰，衣着相较他人更是多了几分。眉宇间的眉毛格外长。陈伯达兴致不高，只是礼貌地与叶永烈打招呼，并表示已读过他的作品。
叶永烈亟欲打破僵局，他激动地开口：“陈老，您可还记得，我在1958年便有幸见过您一面！”
“啊，提及1958年，具体是在何地呢？”陈伯达的兴趣似乎并不浓厚。
叶永烈回忆起往昔：1958年5月4日，正值北京大学六十华诞，陈伯达受邀至北大，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彼时，陈伯达身边还陪同了一位“翻译”，负责将他的闽南语译解为普通话。
“当年我身为北大的一名学子，首次遭遇了同胞间进行报告的场合，竟然还需配备翻译！”陈伯达忍不住哈哈大笑。随后，叶永烈多次对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陈伯达在与叶永烈熟络之后，偶尔会委婉地表达一些不满。他曾就最高法庭的审判向我提问：“他们指控我在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煽动内乱，你知道这句是谁说的吗？”叶永烈冷静地回忆起那段久远的往事。
曾有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拜访了叶永烈。这位记者的住所与陈伯达的居所相隔仅数百米之遥。在告别之际，记者对叶永烈感慨道：“叶永烈先生，我之所以前来探望，实因我虽与陈伯达先生比邻而居，却始终未能对他进行采访。而你，却不远千里从上海前来对我进行访问。你的胆识与勇气，实在令人钦佩。身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我竟未能近距离采访他，真是令人惋惜啊。”
叶永烈询问其缘由，那位记者回答道：“我心存畏惧，不敢前行。若是发生了什么，恐怕难以解释清楚。”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陈伯达，犹如推开一扇窗扉，众多文革核心人物的门户相继在叶永烈的探究下逐步敞开。
“继陈伯达之后，我得以见到王力，王力又将我引荐给了关锋，关锋的介绍之下，我得以与戚本禹对话。”叶永烈缓缓道来他采访对象的排列顺序。
自王力自秦城监狱重获自由以来，他始终缄口不言，对外界保持沉默。然而，叶永烈成为了首位敢于敲开他心扉的人。1989年，叶永烈初次拜访王力。在初次见面时，王力对叶永烈的名字了如指掌，这让叶永烈心中暗喜，认为此事有望。
当叶永烈第二次探访王力时，王力早已事先通过电话，向他在上海作协的旧识询问了叶永烈的情况。从那位老友口中，王力得知叶永烈是一位“极为可靠”的人物，“于是，王力便开始接受我的采访，并且深入交谈。”
采访完毕王力之后，叶永烈挥笔撰写了一篇超过一万字的《王力答客问》，此文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
叶永烈对王力的记忆中，这位曾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重要官员，多少显得有些官气十足。然而，他身上浓厚的书卷气息亦不容忽视。交谈中，王力常会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信手拈来，引经据典。随着采访的深入，叶永烈与王力之间的信任逐渐建立。最终，王力将他的手稿悉数托付给了叶永烈，而王力的回忆录亦是在叶永烈的协助下得以编纂完成。
王力，一位极为注重礼仪的人物。记得有一次，叶永烈携其爱侣一同拜访，自此之后，无论是通过书信还是电话交流，他总会关切地询问起我的爱人。
随后，叶永烈对关锋的采访得以成行，这多亏了王力的鼎力相助。王力亲自拨通了关锋的电话，告知他：“叶永烈希望对你进行采访。”若非如此，叶永烈或许难觅关锋踪迹。
初次相见，关锋便直言：“这乃是我首次向外界透露‘文革’往事，亦是最后一次。”叶永烈随即拿出录音设备，但关锋却执意拒绝录音，这与王力的态度截然不同。王力并不排斥录音，他曾这样表示：“我并无不可对人言之事，叶永烈如此转述了王力的原话。”
得益于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建立了基本的信任感。在叶永烈的耐心说服下，关锋最终点头应允。
“事实上，关锋那次与我的交谈具有深远意义，内容涵盖了其个人经历以及‘文革’期间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叶永烈这样评价他对于关锋的专访。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众所周知，这份文件的存在。然而，关于其下达的途径、目的，其中的缘由，正是本问题的关键所在。”叶永烈如此阐述。
“关锋被誉为‘关夫子’，他是一位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整日沉浸在孔子、老子的经典著作之中。即便是在‘文革’动荡时期，他亦然。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与政治绝缘的人，为何会如此深入地卷入其中？我认为，人一旦身处那样的位置，往往身不由己，难以抽身。正如‘秀才做官’，一旦涉足官场，便难以摆脱官场之事。”
江青、华国锋失踪
在旁人看来，叶永烈能够成功采访众多历史见证者，此举令人艳羡。然而，他本人却怀揣着一份属于自己的遗憾。
自着手研究此课题起，叶永烈便一直筹划对江青进行访谈。他深知，江青个性鲜明，若能与其面对面交流，定能引出她连绵不绝的言论。然而，当时江青被监禁于秦城监狱，四周戒备严密，叶永烈根本无法寻觅到与之接触的契机。
在那次北京之行中，叶永烈正接受采访之际，暂居于公安部招待所。忽闻消息，江青因疾卧于北京复兴医院，而这所医院恰隶属于公安部。这一讯息令他心中一喜：终于迎来了采访江青的绝佳时机！
他迅速动用公安部内朋友的援手，力求搭上公安部的车辆，以便前往探望江青。在提出申请时，叶永烈以“研究‘文革’”为由。得益于朋友的协助，他的申请顺利获得批准。
叶永烈正准备上车，对方忽然提问：“你打算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吗？”叶永烈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当然。”
对方陷入沉思，表示需先向上级请示，待回复后再行告知。然而，这一请示之后，便再无音讯。
即便付出了诸多努力，仍有一些人物未能成功采访，例如华国锋。
叶永烈长久以来渴望对华国锋进行访谈，旨在深入探寻粉碎“四人帮”那段历史背后的决策轨迹。为此，他不远万里来到华国锋的住所，亲自将精心编纂的《华国锋年谱》交给其秘书转呈。
华国锋始终坚持，采访他需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批准，此乃既定之规。即便华国锋离世，叶永烈亦未能如愿以偿，完成对其的采访。
回到最初计划
叶永烈，通过与众多历史当事人的深入接触，如今已开始着手实现他最初的宏伟蓝图。
然而，这并非单纯的合并。在整合过程中，不断融入了新的素材，以至于在刚刚出版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记者竟发现了2008年的相关材料。
实际上，自2002年起，合并工作便已初见成效。经过整合，《“四人帮”兴亡》不再仅仅是一部关于四位个人的传记，而成为一部描绘“帮派”崛起与衰败的历史长卷。这样一来，原先在撰写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难题也得以一一化解。
例如，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可或缺，《江青传》的撰写、《张春桥传》的编纂、《姚文元传》的执笔亦是如此。人人难以规避，然而若各自成书，难免内容雷同。将它们合并完成后，此类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张春桥、姚文元的崛起之路、江青如何逐渐步入政治舞台、四人结成的团伙……这场完整的闹剧，由叶永烈揭开序幕。
然而，出版过程并不顺畅——“文革”这一话题始终保持着敏感性。
起初，这一想法源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向叶永烈透露，书稿采用A4纸打印，共计1500页。然而，在提交题目时，却遭遇了拒绝。
叶永烈
叶永烈萌生了前往北京寻求机会的念头。然而，他在京城走访了五家出版社，却如同在上海的经历一般，每次提及该主题，均被直接拒之门外。
叶永烈边找出版社边补充。
2008年，叶永烈踏足北京，正值北京书市的举办期间。人民日报出版社曾先前出版过他的文集。此次，出版社再次联络叶永烈，意图出版一套新书。
叶永烈对他们坦言道：“前方尚有六家出版社需逐一攻克，其中不乏牌面更为硬朗的对手，然而，他们皆未能成功。”人民日报出版社承诺将竭尽全力。
叶永烈怀揣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将稿件递交给了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代表莅临叶永烈先生府上。一行三人，手持盖有公章的合同，待叶永烈先生一纸签名，合同即刻生效。
出版社告知叶永烈，其书稿已顺利送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且经领导部门审阅批准，出版事宜已尘埃落定。
起初，叶永烈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然而，当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将领导部门的批文呈递给他时，叶永烈的目光落在文件上那显眼的“批准出版”字样上。
叶永烈原本打算将这套历时二十余载的著作束诸高阁，任其尘封于电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