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亲历：我见过的四人帮
无数读者在他的笔下成长，那一代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们，鲜少有人不熟悉他的名字。《十万个为什么》。
于上海明达公寓，记者报出某一具体门牌，安保人员即刻回应：“哦，那户人家，是那位作家居住的。”
他是叶永烈。
2009年伊始，叶永烈的著作《“四人帮”兴亡》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鉴于书中内容涉及敏感话题，出版社与叶永烈达成共识，决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及签售活动，使得此次出版显得格外低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该书很快便迎来了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未曾对“四人帮”进行过采访，然而，他对这四位成员均有过亲身接触的经历。
1963年，叶永烈顺利完成北京大学的学业，随后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的首场报告会，有幸聆听了张春桥的精彩演讲。
一整个上午，叶永烈与张春桥相隔仅十余米，距离十分近。彼时，他尚是一名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身份平凡。张春桥给叶永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张春桥的口才极佳，思维条理清晰。在这四位人物中，张春桥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是一位冷静沉着的人，言辞简洁有力。若将他的演讲录音整理，定能成为一篇出色的文章。”46年后的今天，叶永烈仍如此回忆。
姚文元与张春桥的性格迥异。叶永烈首次目睹姚文元的身影，是在1966年，那次他聆听了姚文元的报告。
叶永烈曾细致地对比过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文风，指出姚文元的作品往往带有较为明显的“帮腔”之嫌。相较之下，叶永烈对张春桥的文采更为青睐。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江青时常在北京接见群众。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叶永烈有幸与江青相遇。对他而言，对江青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广播中的报告。江青的口齿确实清晰，然而却也略显啰嗦。尤其是在讲解样板戏时，她往往会反复强调，显得颇为繁琐。其中，叶永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们通常会说“比较好”或“比较不错”，而江青则会说成“较比好”或“较比不错”。叶永烈如是说。
在“四人帮”成员中，叶永烈与王洪文有过最多的接触，这与他人生中一段颇为奇异的遭遇紧密相连。
1976年，上海诞生了一个名为“文集内片组”的集体，成员超过五十人。叶永烈回忆起，某日，工宣队突然严肃地找到他，郑重其事地告知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务必倾尽全力，确保工作的高效完成。他的职责是负责拍摄由中央直接交办的电影。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彼时的叶永烈逐一对制片厂的员工进行了清点，心中不禁感到疑惑：怎么竟没有一个人被选上呢？臭老九他之所以被选中担任导演，实则源于一个偶然。原来，因时间紧迫，他在电影厂以动作迅速著称，这才得以脱颖而出。
王洪文偶尔会回到上海进行影片审查，然而他鲜少多言，通常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不错，很好。”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叶永烈正沉浸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的阅读之中，电视屏幕上突然播放了“四人帮”接受审查的直播。这一刻，他猛然醒悟，关于上海的题材，似乎已被前辈作家们一一铺陈完毕，而那崛起于上海的“四人帮”，却尚无人涉笔成章。
他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四人帮”作品的念头，此设想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为灵感来源。
该主题范畴广阔，叶永烈初涉其中便遭遇了重重难关。面对挑战，他不得不调整策略，将原定计划拆解为四个子题，进而分作四部长篇作品，分别是《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王洪文传》。
笔触时而停顿，叶永烈在写作过程中并未能一气呵成，未能尽情挥洒：他笔下的江青，仅至其抵达延安的篇章；至于张春桥，他的笔触也仅触及了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岁月；而王洪文，起初叶永烈甚至觉得这位人物过于单薄，难以深入挖掘。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叶永烈逐渐意识到，通过刻画王洪文这一人物，他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上海“文革”十年间的历史画卷。他的灵感由此而生。完成对王洪文的叙述后，他转而着手描绘江青与张春桥的形象，笔触流畅，一气呵成。
在1986年，正值“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漓江出版社敏锐地捕捉到了叶永烈的创作构想。得知他已完成的部分稿件后，出版社立即行动，力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出版。在清样即将完成之际，出版社突然来电，急切地要求叶永烈火速赶往桂林。抵达桂林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
沿途寂静无声。直至抵达宾馆的电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方才告知他：稿件需经相关部门审查。叶永烈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之感，心想这部作品恐怕难以顺利出版。
他携带着厚厚的书稿，重返上海，继续投入写作与增补的行列。
直至1988年，四部传记作品得以同日问世，一时间引发轰动，洛阳纸贵。其中，《江青传》发行量高达20万册；《张春桥传》售出15万册；《王洪文传》售出13万册；《姚文元传》售出5万册。
1993年，叶永烈的著作《“四人帮”全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然而，这种形式并未完全契合叶永烈的初衷。他决心回归最初的创作蓝图。正是在这一时期，叶永烈着手对众多当事人进行了广泛采访，其中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等人。
采访陈伯达
叶永烈计划对陈伯达进行专访，然而当时陈伯达尚未走出狱门。监狱方对叶永烈表示，陈伯达即将刑期届满获释，建议待他出狱之后再进行采访，届时条件将更为适宜。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服刑期满。十日之后，叶永烈抵达了北京。
陈伯达在得知叶永烈有意对他进行采访时，毫不犹豫地阐明了立场：“既然公安部已下令提审，我身为在押犯人，自当遵从他们的提问。至于叶永烈，他若要采访，我大可置之不理！”
陈伯达，曾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素来便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加之多年身陷囹圄，他更渴望在晚年享有一份宁静。
叶永烈巧妙地运用了迂回策略。他选择留在北京，对陈伯达的前同事、秘书、子女以及警卫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那时，上海的作协同仁们只知道我频繁往返于北京，却不知我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面对记者，叶永烈表情严肃，近乎拘谨，但嘴角却露出一抹狡黠的微笑。
叶永烈开始了他的行动。他打算与陈伯达进行会面。
叶永烈在深思熟虑后，认为以“陈老”来称呼陈伯达最为恰当。这不仅是因为陈伯达确实年事已高，更是出于对他的一份敬意。
“我认为，无论此人过往有何经历，在我对他进行采访时，他无疑是历史的见证者，我理应对他保持应有的敬意。”叶永烈如此表述。尽管事先已有通知，陈家的宅门依旧紧闭。幸得陈伯达之子认出叶永烈，方才为他开启了大门。
叶永烈有幸与陈伯达相遇：即便身处家中，陈伯达亦常年戴着帽子，衣物之厚，常是旁人的一倍，眉宇间那长长的眉毛更显其独特。陈伯达谈兴似乎不高，仍礼貌地向叶永烈问好，并提及已拜读过他的作品。
叶永烈试图打破僵局，语气中带着一丝亲切：“陈老，早在1958年，我就有幸见过您了！”
“嗯，提到1958年，那是在哪里发生的呢？”陈伯达似乎兴趣缺缺。
叶永烈回忆往昔：1958年5月4日，正值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之际，陈伯达莅临北大，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彼时，陈伯达身边还配备了一位“翻译”，负责将他的闽南语翻译成普通话。
“在那段时光里，我身为北大的一员，首次见证了同胞之间进行报告，并且还配备了翻译！”陈伯达忍不住哈哈大笑。此后，叶永烈多次对他进行了采访。
日益熟悉。陈伯达偶尔亦会向已熟络的叶永烈含蓄地流露几分怨言。他曾经以试探的口吻询问我：“比如，关于最高法庭的审判，他曾反问我：审判中提及我在1966年6月1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是否构成煽动？”内乱罪叶永烈语气平和，讲述着那段久远的往事，问道：“这句名言出自何人之口？”
那日，《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特地探访了叶永烈。记者的居所与陈伯达宅第仅相距数百步之遥。离别之际，记者向叶永烈坦言：“叶永烈先生，我拜访您的缘由，便在于我居住得如此之近，却未曾对陈伯达先生进行采访。相较之下，您却跨越千里的距离，从上海前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勇气，实乃令人钦佩。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我虽近在咫尺，却未曾踏足其门，这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叶永烈询问其缘由。那名记者回答道：“我害怕，不敢前行。一旦有什么问题，恐怕难以说清。”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陈伯达，宛如推开了一扇窗户，随之，叶永烈陆续开启了诸多“文革”关键人物的大门。
“继陈伯达之后，是王力。王力又引荐我采访关锋，而关锋的访谈过后，便是戚本禹。”叶永烈缓缓道来他采访对象的接续顺序。
自王力自秦城监狱获释以来，他始终缄口不言，对外界保持沉默。然而，叶永烈成为了首位勇敢地敲响王力之门的人。1989年，叶永烈首次拜访王力时，王力对叶永烈的名字了如指掌，这让叶永烈感受到了一丝希望。
叶永烈第二次拜访王力时，王力已先行一步，向他在上海作协的老友询问了叶永烈的情况。经老友介绍，王力得知叶永烈是一位“极可靠的人物”，于是他欣然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完成对王力的专访后，叶永烈挥笔撰写了长达万余字的《王力答客问》，此文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烈反响。
叶永烈记忆中，王力曾为官。（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现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编者注）虽略显官腔，却书卷气十足，言谈间常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引经据典以佐证。在采访之际，叶永烈与王力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随后，王力将他的手稿悉数托付于叶永烈，而王力的回忆录亦得以在其协助下编纂成册。
王力，一位极为注重礼仪的人物。记得有一次，叶永烈拜访他时，携同爱侣一同前往。自此，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电话交谈，他总会关切地问候我的爱人。
此后，叶永烈得以采访关锋，这多亏了王力的鼎力相助。他亲自致电关锋，告知：“叶永烈欲对你进行采访。”若非如此，叶永烈或许难以与关锋谋面。
初次相见，关锋便言：“这乃我首次向外界敞谈‘文革’往事，亦将是最后一次。”叶永烈随即取出采访设备，然而关锋却坚决拒绝录音。此情形与王力截然不同，王力对录音并无抵触，“我素来无话不可对人言。”叶永烈如此转述了王力的这番话语。
得益于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产生了基本的信任感。在叶永烈的巧妙说服下，关锋最终点头应允。
“事实上，关锋那次与谈具有非凡意义，涵盖了其个人经历以及‘文革’期间诸多关键事件。”叶永烈如是评价他对关锋的访谈。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众所周知，这份文件大家都有所了解。然而，其下达的缘由及目的，实则隐藏在这其中。”叶永烈如此解释道。
叶永烈对关锋的评价颇具意味：“关锋，人送外号‘关夫子’，堪称一心向学、两耳不闻窗外之事的学者，他整日沉浸在孔子、老子的学术研究中。即便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亦复如此。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与政治绝缘的人，为何会如此深陷其中？我认为，人一旦置身于那样的位置，往往身不由己，难以抽身。正如‘秀才做官’，一旦涉足官场，便难以摆脱官务的纠缠。”
缺失的江青和华国锋
在他人看来，叶永烈能采访到众多历史见证者，令人称羡。然而，叶永烈心中却有着自己的遗憾。
自着手处理这一课题起，叶永烈便开始筹备对江青的采访。他深知，江青的个性使得一旦有机会与之面对面，她定会畅所欲言。然而，当时江青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周围警戒严密，叶永烈毫无机会与之接触。
叶永烈于北京采访期间，暂居于公安部招待所。某日，他得知江青因病入住北京复兴医院，而这所医院恰隶属于公安部。这一消息令叶永烈兴奋不已，因为他意识到，采访江青的机会终于降临了。
他迅速通过公安部内的一位友人搭桥，寻求随同公安部的车队前往探望江青。在提交申请时，叶永烈以“研究‘文革’”为由头。得益于友人的协助，他的申请得以顺利获批。
正当叶永烈准备上车之际，对方突然发问：“你打算将其撰写成文章报道吗？”叶永烈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当然。”
对方迟疑片刻，表示需先行请示上级后方可给出答复。然而，这一请示之后，便陷入了沉默，再无下文。
纵然付出辛勤努力，亦未能成功采访到的，例如华国锋。
叶永烈久怀采访华国锋之愿，渴望深入探究粉碎“四人帮”背后的决策历程。为此，他特地前往华国锋的住所，将亲自撰写的《华国锋年谱》呈递给其秘书，以期转交至华国锋手中。
华国锋始终坚持，欲对其采访，必须事先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正式批准——此乃既定之规。直至华国锋仙逝，叶永烈终未能如愿以偿，成功进行采访。
叶永烈
回到最初计划
饱览众多历史见证者的叶永烈，如今着手实践他起初的夙愿。
并非单纯的融合。在整合过程中，同时融入了新资料，记者在近期出版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竟然发现了2008年的相关材料。
实际上，自2002年起，合并工作便已初见成效。经过整合，《“四人帮”兴亡》已不再局限于四人的个人传记，而是展现了“帮派”的崛起与覆灭历程。这一转变使得原本在撰写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比如批判《海瑞罢官，《江青传》亟待编纂，《张春桥传》亦在筹划，《姚文元传》亦不容忽视。每个人物似乎都难以逃脱此列，然而若一一详述，难免会出现内容上的重叠。通过整合完成，此类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张春桥、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江青的政坛崛起之路、四人结成的帮派……这出完整的丑剧，正是由叶永烈揭开序幕。
然而，出版过程颇为坎坷——“文革”这一话题始终颇具敏感性。
起初，这一构想源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向叶永烈透露，书稿共计1500页，均采用A4纸打印。然而，在提交题目时，却遭到了拒绝。
叶永烈心生一计，决定前往北京一试身手。然而，他在北京奔波于五家出版社，却遭遇了与上海如出一辙的遭遇：每家出版社一见到这个题目，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拒之门外。
叶永烈找出版社的同时补充内容。
2008年的北京书市，叶永烈莅临京城。人民日报出版社曾先前出版过他的文集。此次，出版社再次寻觅叶永烈，旨在推出这套新书。
叶永烈从容地对他们说道：“前方尚有六家需跨越，其中不乏牌面更为坚挺者，然而他们均未能成功过关。”人民日报出版社则承诺将竭尽全力。
叶永烈带着一种“姑且一试”的心态，将稿件提交给了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代表莅临叶永烈先生的住所。一行三人，手持已盖章的合同，待叶永烈先生一落笔，协议即刻生效。
出版社向叶永烈告知，其书稿已顺利抵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且已获得领导层的批准，同意正式出版。
起初，叶永烈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然而，当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将领导部门的审批文件呈现在他面前时，叶永烈目睹了文件上那明确的“批准出版”字样。
叶永烈原本打算让这套历经二十余年笔耕不辍的著作，静静地“长眠”于电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