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黄河孕育的中华文化源头，早在一万年前就成形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以下简称《概论》）立足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紧密结合，不仅呈现了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也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坚实的史前维度支撑。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萌芽、形成与拓展，是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脉络。作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早期中华文化圈并非单一文化的扩张结果，而是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其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逐步辐射至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西藏、新疆等广阔区域，形成了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为后世“政治上的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地理与文化基础，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底色。
裴李岗时期的文化奠基与初步联结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萌芽，根植于史前时期以来中华大地的生产力发展与文化交流。其核心节点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而萌芽的基础则在距今1.2万年至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奠定。彼时，全球气候转暖带来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中华先民率先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转变，磨制石器、原始农业、陶器三大新石器时代标志相继出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物质前提。各区域文化虽仍具鲜明特色，但已出现初步的交流迹象，定居聚落的增多让文化传播有了稳定的空间载体。
距今8000多年前，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以豫中地区为核心的裴李岗文化成为区域文化联结的关键纽带。裴李岗文化不仅拥有发达的农业体系，还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骨笛、契刻符号、磨制玉器等遗存，彰显了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裴李岗文化凭借其中原核心区位优势，向周边进行广泛的文化辐射：向西催生了渭水和汉水上游地区的白家文化，向东影响形成淮河中游地区的双墩文化，向北辐射华北地区磁山文化，向南与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深度互动。
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粟作农业随裴李岗文化扩展至西辽河流域，稻作农业在彭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下，也向北延伸至黄河下游，美石美玉观念在各文化区内广泛流行。四个文化系统借助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初步联结为相对的文化统一体。至此，早期中华文化圈正式萌芽，中华大地的文化发展从此迈入了整体互动的新阶段。
庙底沟时期的文化整合与圈层结构
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是早期中华文化圈正式形成的关键阶段。此时，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的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激增与聚落扩张，各区域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交流日趋深入。而以晋西南、豫西和关中东部为核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凭借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推动中华大部地区实现了深度的文化整合，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共同体，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
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影响力，以花瓣纹彩陶这一文化符号的跨区域传播为鲜明标志。《概论》教材第三讲指出，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岱、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湘，北逾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这一文化符号的广泛传播，并非简单的器物模仿，而是其背后文化理念、审美取向、精神信仰的交融，表明各区域文化已有共同性。
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均出现了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与高等级墓葬，社会复杂化程度显著提升。如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均展现出高度发达的文化成就，且两地出土的玉人造型高度相似，印证了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识。
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后，呈现出清晰的多元一体圈层结构：中心区为晋西南、豫西和关中东部，这里有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是文化创新与辐射的源头；主体区为黄河中游地区，聚落与建筑规模虽小于中心区，但深度认同并传承中心区的文化内涵；边缘区则包括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东北等与仰韶文化邻近的区域，在吸收庙底沟文化元素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色。这种圈层结构并非封闭的等级体系，而是开放的文化互动体系，并不断拓展边界——青藏高原的卡若遗址吸收了黄河上中游的粟作农业与彩陶技术等文化要素，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了华北起源的黍类作物，内蒙古草原地带融合了中原的彩陶文化，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今天的台湾岛……由此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广阔文化版图，与后世中国的疆域格局已高度接近。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早期中华文化圈作为史前时期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交融的结晶，不仅是“文化上的中国”的雏形，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孕育之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其历史价值跨越时空，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格局。这一文化共同体并非单一文化的同化，而是各区域文化在交流互融中保持自身特色、凝聚共同内核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中原地区因地处天下之中，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与核心，既吸收了各区域的文化精华，又向周边辐射先进的文化成果，这种“多元”基础上的“一体”，也让中华文明具备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过程。在早期中华文化圈的框架下，各区域先民通过迁徙、贸易、祭祀等活动，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符号、生产方式、精神信仰。龙形图腾遍布中华大地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标识；玉器从实用装饰品发展为祭祀礼器，形成了统一的用玉制度，彰显了各区域共同的精神追求。这些共同的文化元素，为后世“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等身份认同奠定了文化基础。
从各区域文化的分散发展，到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再到政治上的逐步统一，早期中华文化圈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了从文化一体到政治一统的跨越，夏王朝的建立正是早期中华文化圈文化整合的必然结果，而“文化上的中国”也成为“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求中、择中”的文化传统、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跨越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始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支撑。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副院长，本文系大连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大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数智化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ZBA20250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