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警示：如何稳固中国政治生态

21 世纪初期以来, 在原属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国家先后爆发了类似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又称丝绒革命) 的“颜色革命”。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 或柠檬革命) , 出现了“革命”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 乌兹别克斯坦、黎巴嫩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也是暗流涌动, 连大国俄罗斯也不断采取积极措施, 以防自己被染色。这些原独联体国家为何在独立不久之后又相继被染色呢? 为何在“革命”过程中群众极易被当作政治搏击的工具呢? 为何政府当局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呢?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这一超大国家的超大执政党在未来的执政道路上 有何借鉴呢?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革命”原因剖析

( 一) 经济衰败, 经济绩效合法性不存

从最直观的意义上讲, 合法性( leg it imacy ) 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被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 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 绩效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的有效性, 是指通过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而获得大多数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至少是持默认态度。在任何情况下, 政治统治的绩效, 即有效性都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有利保障。利普塞特一再强调: “若一再地或长时间地缺乏有效性, 其合法性水平也将出现危机。” 亨廷顿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也说: “政绩的合法性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东亚一些威权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经济的突飞猛进, 用公共选择理论来说, 就是用经济成果换取了民众的政治默认。而近期中亚发生的“颜色革命”的根本原因, 就是经济的长期衰败, 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自上世纪90 年代独立后, 格鲁吉亚致力于市场经济, 长期深陷危机, “影子经济”(又称为申报经济) , 即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产值, 包括法律漏洞造成的逃税、走私、色情等产业的收入, 日趋猖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超出正常指标3 倍。国内平均工资不到1 美元, 退休工人工资只有25美分, 国家经济发展落后, 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吉尔吉斯斯坦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经济奇迹只是假象, 实际上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29. 1 美元, “影子经济”约占40%。截止到2005 年2 月初, 外债总额达19. 2 亿美元, 是该国税收收入的5 倍, 国家经济已沦落到崩溃的边缘。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说: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意外事件, 这是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可见政绩, 尤其是对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来说异常重要, 它是保障政治统治的第一要素。没有绩效, 合法性便荡然无存, 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革命,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政治革命都是合法性危机的结果。

( 二) 民主形式化, 政府管理失控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态。”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 民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 度。一般来说, 民主分为直接民主( 或全民民主) 和间接民主( 或代议民主) 。美国国会在2005 年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中进行了创新, 将世界各国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和“非民主”,按美国学者约瑟夫·西格勒的观点, “部分民主”是正向民主化方向转变, 或虚假地进行民主化, 建立了相对固定的选举程序, 表面上民主、自由、平等, 然而受到许多限制。这种分法虽然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 但在解释“颜色革命”爆发的原因时却有着恰当的意义。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苏联解体之后, 匆忙按照英美国家模式建立自己的“民主”体制, 但市场经济发展稚嫩, 封建主义浓厚, 集权主义传统严重, 公民权利意识淡薄, 整个大背景缺乏民主稳定增长的土壤。再者, 对美国来说, 在他国实行自己“向往”的民主, 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这更能水到渠成地、不费一兵一卒地改变他国政权, 保障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正是这些所谓的民主, 为国内外的反对势力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为其行动创造了“合法性”基础, 真是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味道。

( 三) 腐败现象严重, 政治权威弱化

腐败, 腐是根源, 败是本质。它动摇的是整个社会的根基, 危及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它最直接的结果是损害政府形象, 降低政府的权威, 造成合法性资源的浪费, 把政府推向边缘, 用詹姆斯· 哈林顿的话说就是, 一个政府的腐败则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这或许就是对颜色革命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的最好阐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一家人中, 夫人和长子都经商, 蓄积了大量财富。阿卡耶夫家族除了经营天然气、电视和电话事业外, 还从机场和资金方面获得好处, 家族财富与人民群众贫富悬殊。有句俗语: 空气是最平常的, 人类一旦离开它, 就会窒息; 老百姓是最普通的, 但政府要离开它, 就要失去生命力。果真如此, 他被迫背井离乡逃到俄罗斯, 在国内还流传着这样一句, “如果阿卡耶夫回国的话, 估计会被大卸八块”。可见, 执政15 年的阿卡耶夫政权仅因一次抗议游行而垮台, 其背景正是民众对总统家族和亲信“垄断财富”的腐败体制积聚了太多的愤怒和对裙带体制的抗议。有“银狐”之称的谢瓦尔德纳泽, 在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时, 以反腐败著称, 可在担任总统时, 各级腐败滋生, 官员们纷纷修建豪华别墅和购买高档轿车, 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人民没有正常的诉求之路, 只有走上街头与政府决裂, 致使“革命”爆发。

二、教训总结

这些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 又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 使本国的经济政治再次受到严重挫折, 从反面教育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 一) 以发展经济为基础, 大力发展生产力, 这是执政合法性建构的根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对于一个政治集团,特别是对执政党来说, 更是如此。经济绩效是维护和巩固其 执政地位, 取得人民信任和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利益是民众选择政治态度的最终根源。人民得利, 合法性上升; 人民无利, 合法性不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必须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对于长期处于贫困折磨的民众来说, 特别是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 没有比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具吸引力的,这与所谓的民主相比, 更能符合当前人民的心理和期望。正所谓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 二) 实现社会公正, 赢得民众的“散布性支持”

“散布性支持”是伊斯顿所认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它是民众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认, 从而对整个政治体系存在广泛认同。与“特定支持”相比, 它更具长期性、稳定性和正义感, 它是执政党能否长期稳固执政的关键之关键。赢得这一支持的条件就是让民众形成共同的价值体认, 途径别无选择, 只有实现公平正义, 即让民众有利可谋, 有路可走, 有求可诉, 有权可用。如果说经济是否发展是民众心理预期的第一道防线, 那么社会是否公正就是第二道防线。如果执政党突破了这两道防线, 它面临的要么是政治冷漠, 要么是群而攻之。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人民选择了后者, 我们只能再次在流血中汲取历史上已多次重复的教训。

( 三) 在全球化道路上, 小心“民主”陷阱

全球化是指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突破国家界限, 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充满了竞争与较量, 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借助全球化东风, 挥动自由大旗, 以民主为借口, 不断地在各国推行其经济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 但他 们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他国的繁荣和促进其民主进程, 而是“以此来保证这种价值观地位并彰显其优越性, 从而使美国永远保持它特殊的凝聚力” 。亨廷顿也在《美国政治》中进行了本质性的阐述: 这样做既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 取得舆论优势, 又能够使那些经过美国模式改造的国家最大程度接受美国领导。由此, 民主虽然是人类美好的目标,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但在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应以审慎的、客观的、合理的态度来对待, 以免落入别人的陷阱。

( 四) 根除腐败是构建执政合法性的关键一环

腐败往往是执政合法性大厦顷刻间被炸毁的导火线。民 众对一个政党或政府选择与否, 关键是看其廉洁与否。看廉洁能否与人民准备对其付出的忠诚与义务是否对等, 是否平衡。如果一个执政党或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谋一己之私, 一派之私, 一党之私, 就会造成失衡, 人民就会重新运用手中的权力, 重新进行政治选择, 致使其下台。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南非、哥伦比亚,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如此。

三、给中国共产党健全执政合法性的启示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 彻底结束了多年内战, 开始掌握国家政权, 成为执政党行使执政权力。此时,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建立在解放前人民群众对“打江山, 坐江山”的体认、领袖人物魅力、人民群众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期望以及共产党长期积累的巨大的组织资源上。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是亘古不变的。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发展和整体社会变迁,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会随之变化。原因在于: 第一, 1980 年代以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 以武力权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合法性逐渐受到质疑。第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个人意识逐步增强, 昔日的一句口号便一呼百应的时代已是昨日黄鹤, 一去不返。第三,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有些党员干部腐败严重, 败坏党风, 损害了党的形象, 弱化了执政党的权威。第四,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经济绩效合法性, 但同时与之俱存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较大、农民负担过重、失业问题突出以及仍有大量经常性贫困人口的存在, 在社会心理层面存在对这些现象的不满。根据戴维斯J 型线理论, 不断增长的挫折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最终将酿成社会骚乱或政治动荡。第五, 国际“民主”化浪潮兴起, 我国又处于改革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 极易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提供可乘之机。由此, 为解决或避免上述问题, 维护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合法性的健全是势在必行,而且是迫在眉睫。但这也是一项伟大而又长期艰巨的工程,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努力。从颜色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教训来看,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 超越绩效, 重塑公平正义, 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大厦的构架

没有绩效, 也无所谓合法,但仅仅致力于营造绩效也是远远不够的。利普塞特曾对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区分: 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有效不一定合法。印尼事件也许能给我们以实践上的证明,30 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背后隐含着官员腐败、贫富不均等非正义现象, 只经历了一次打击, 这个貌似强大的苏哈托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了。更重要的是, 经济不可能长期的持续增长, 一旦增长无法实现, 以经济发展为唯一元素的执政合法性将顷刻崩塌。而且“任何社会都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 也具有一种利益多元的特征” ( 2页) 。进入21 世纪的中国, 出现了利益多元、主体多元、意识多元、结构多元的现象, 存在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在1980- 1990 年代, 我国民众对“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存在普遍认同, 其内心存在着简单的衡量标准, 即万事与过去相比, 某种程度的阿Q 精神和感激心理深存。不同时代、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 上一代的过去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历史, 面对在民主、自由环境中长大的极富主体意识的新一代来讲, 又如何使之对唯一经济合法的认同呢? 由此得出结论: 对于执政合法性, 经济是基础, 正义是架构。

正义, 是一种众说纷纭的价值观, 不同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界定。“柏拉图认为如果正义在于应得, 它就意味着给一个人他应得的某种善。” 梭伦认为“正义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偏不倚”;亚里士多德认为: “正义意味着平等, 平等分为数目上平等和价值上的平等, 人们应承认无条件的公正应根据价值或才德而定。” 罗尔斯在批判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正义即公平理论。纵观所有正义观点, 有一相通之处, 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就是: “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安排, 应能使这种不平等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 (92页) 。那么, 在我国特定情况下, 如何落实这一理论, 进而实现其价值呢?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第一, 正确理解公平正义, 高度重视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特定的阶段有特定的倾向性。

第二, 实施弹性税制, 对高收入的人群应扩大税收, 不能因害怕得罪工商企业界, 税率反降不升, 富裕阶层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而对低收入群体, 尤其是农民就应免除, 农民本身就缺乏保护, 土地逐渐流失, 还要对其收税, 这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背道而弛。此外, 对遗产税要适当处理, 美国增收遗产的50%, 而我国尚未启动, 这无疑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起源不平等。第三,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工法。在巴西, 就连农民也可获得退休金, 只要出具能证明从事农业劳动的证据, 就至少可获得每月一个最低工资约100 美元的退休金, 而我国尚无健全的相关法律。第四, 确立公平的政策机制、评价体系, 寻求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再分配体制, 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

( 二) 以党内民主为突破口, 实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大厦的主体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 匆忙走向“民主”,实行三权分立, 权权制衡。体制本身没错, 错的是武断地“嫁接”民主, 当民主之树在中亚土壤上生长时, 却变成了“竹子”。只有民主的形式, 留存着点点程序正义, 内部却是空的,没有实际的价值, 实体正义不存, 我们可以称之为“竹子民主”。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东西方文化、制度、传统、心理存在的差异造就了中国更是无法嫁接, 只能在借鉴中创设自己独特的民主政治。发展这种完善而有特色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唯一保障和选择。作为执政党, 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如何寻找一种突破来创新和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呢? 笔者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 基层民主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不能作为整个民主进程的突破口。原因在于农村小农意识浓厚, 改造这种意识又非一蹴而就。在整个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 无论是选民还是候选人都充当着一种“经济人”的角色, 并且这种“经济人”的视野和所锁定的利益范围极为狭窄, 只限于自己或家族。他们过于注重短期的成本收益分析, 而忽视了整体村民和长期的收益, 造成村内派别林立、勾心斗角, 村民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第二,与之相反, 中国共产党吸纳了整个社会的精华, 构筑了一个执政精英阶层, 他们有开阔的视野, 超然的能力, 敏锐的洞察力, 有望成为我国民主进程的“起搏器”。第三,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民主化进程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 这就决定了寻求政党自身的民主是推动整个民主进程的前提。由上可知, 党内民主是我们追寻的突破口。

党内民主实际上要求的是共产党在处理党内成员之间、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时的一种执行程序的民主化、制度化。这将会使公众产生预期和信心, 信任感和拥护心理也会自然产生。在实行党内民主过程中, 我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 主要是监督不力。

监督在政治学上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政治权力的横向分权和制衡。第二种形态是政治权力的纵向分权和制衡。我们这里指的是第二种形态的监督, 这种监督是政治管理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高效廉洁的重要保障。但在我党内部却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失之于软, 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形同虚设, 同级监督蜕变异化” 。由此, 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探寻较完整和健全的第二形态监督机制。

( 三) 从源头入手, 加大反腐败力度, 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当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大厦有了以强大经济发展为根基, 公平正义为架构, 特色民主为主体之后, 我们还有一种担心, 那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蛀虫产生, 甚至大批繁衍来破坏我们的既定成果, 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所以在完善我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时还有一项更为艰巨、时间延续性更长的任务: “反腐打蛀”。要切实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寻求其产生的真正根源。腐败产生的原因是林林总总, 笔者认为, 最关键的一点是权力的价值性与权力主体的自利性的非正义融合。权利的价值性是指权力的有用性。权力主体的自利性是指在合理范围内, 通过合法途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本身并不构成腐败, 关键是由于社会历史因素, 不排除少数者面对权力时的私欲膨胀, 当膨胀的私欲与权利的价值结合时, 腐败也就产生了。由此看出, 抑制腐败的核心就是控制权力主体的自利性, 让这种自利性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产生效应。

我们从两个角度出发, 一是从权力主体积极扩张私欲的角度, 就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 实行“大棒政策”。在杀一儆百时, 我们要分清这个“百”为何许人, 是群众, 是党员干部, 还是已腐败了的不法分子。对于最后一种人, 这种方法已不恰当。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他们一直在做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腐败成本大于收益时, 腐败这条红线, 他们如何也是不敢跨越的。如果成本小于收益时, 他们便胆大妄为, 无所不为, 腐败还是难以制止。打击腐败的当务之急, 就是让即将腐败或想腐败的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感和震慑力。二是从权力主体消极保存权力自利的角度, 就要打破官场潜规则。潜规则是指在官场中没有明文规定的, 但实际已经运用的一种非正义规则。这种规则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集体不作为”,即一个团体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一致。如: 在《国家公诉》这部电视剧中, 出现了这样一幕: 对一起是纵火案还是失火案的判断上, 公安局长说是失火案, 除一位副局长之外, 其他人都说是失火案。在检察院, 检察长说是纵火案, 下面的人也都说是纵火案。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怕破坏这潜规则, 从而被淘汰出局, 大权将会旁落。亚里士多德在批判苏格拉底时曾说:“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 便不再是一城邦, ‘一’是城邦毁灭的原因。” 因此, 打破这种可怕的一致, 打破这一潜规则, 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重要一笔。

作者简介: 茹艳霞( 1979- ) , 女, 山西阳城人, 西华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4 级研究生; 任中平( 1955- ) , 男, 四川南充人, 西华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