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紫光阁功臣排名：傅恒坐镇第一，前线猛将为何靠后？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之后，紫光阁绘制功臣的画像。排在首位的是在后方坐镇的傅恒。而在前线打仗的特兆惠、明瑞反而排在后面。这件事在当年的八旗营里引起了不少的议论。有一个老旗兵私下里嘀咕：“原来在刀头舔血，还比不上宰相动动笔？”但是仔细查看清宫档案就能够明白，清代军功奖励的力度，并非仅仅是按照功劳来进行赏赐，这里面隐藏着帝王的心机以及王朝兴衰的密码。
顺治三年有一份奏折写得还可以：“八旗的精锐部队，赏罚是管理士兵的缰绳”。清初的奖励确实能够让士兵全力使出。天命六年攻打辽东城的时候，和硕额驸康古里竖起梯子率先登上城墙，努尔赤当场提升他做总兵官。最厉害的是天聪三年，正白旗的披甲人萨木图第一个攻上遵化城墙，皇太极亲自倒酒赏赐他金杯，他从平民直接获得备御的世职。这个“先登授爵”的规矩后来细致得吓人：攻打头等城第一个人授予一等参领；攻打二等城第一个人授予三等参领；就连第三等城第三个登城的人能混个分管佐领 。
赏银是明码标价的情况。在破府城头建立功劳给予250两，州城是200两，县城是150两，依次往下递减，前五名还有赏赐。军功的评定最能体现出朝廷的心思。在雍正朝之前，立功次数的多少就给予一块功牌，不管你是血战十次还是一次。雍正觉得这样不行，就改成“一战一牌”，立功三次能够换取世职。乾隆年间更加精细了，功牌分为六等，还有“本旗前进功牌”——在本旗大队冲锋前突入敌阵的，分为三等记功。三等候牌积攒两次能够抵换二等，二等积攒两次能够抵换一等，三等候牌能够像兑换票子一样层层升级。
一来，把必须得拼命去做的事情变成了可以慢慢去做的生意。水战方面的奖励还挺实用的。顺治朝规定：登上一等敌船并立下首功赏赐白银一百两，二等船赏赐八十两，三等船赏赐六十两。
康熙收复台湾的时候，赏金增加到了五百两，并且还附赠参将的官衔。有意思的是就连舵工都有份——跳帮作战的士兵赏银五十两，而舵工反而能拿到一百两。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因为水战完全依靠舵手操控船只，所以赏赐的标准比陆战给技术兵种的还要高。不过奖励力度最神奇的，得说一说“抬旗”这件事。下五旗的佐领阿灵阿，因为在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断后阻挡敌人，全家被抬入镶黄旗。
这可比赏赐银两要强得多。上三旗是天子自己带领的队伍，不会被宗室王公随意使唤。雍正曾经严厉地批责五旗王公“随意锁禁自己的人，没收他们的家产”。抬旗就相当于直接把奴才变成皇帝家的臣属。所以有旗人私下里说：“宁可抬旗少拿军饷，也不留在五旗拿全部俸禄！”当然也有赏赐出现问题的时候。康熙平定三藩的时候，为了激励绿营兵，答应“斩杀三个敌人就授予守备官职”的重赏。结果在湖南战场出现了杀害平民冒充战功的事情，甚至有官军互相砍对方的首级。御史彭鹏弹劾说：“计算首级的时候百姓就遭殃，论及先登攻城的时候士兵就使用欺诈手段。
后来清朝的政府变得聪明了。乾隆在攻打大小金川的时候，把规定改成“统兵的主帅得如实进行报告”，不只是单纯地去看人头的数量。还想到了一个细节情况。在嘉庆年间发生了白莲教的起义，四川的提督七十五战死了。
兵部在讨论抚恤事宜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十一处伤。按照规矩应该给予八百两的恤银。可是官吏翻阅旧的档案，发现他二十年前平定苗乱的时候已经获得了“巴图鲁”的名号，还被加赐了孔雀翎，在紫光阁被画了像。这种层层增加的抚恤，反而暴露出后勤的窘迫。那时候绿营已经欠饷半年了，恤银竟然打白条分期来给。赏银的力度常常跟着国库的盈亏而变动。乾隆朝比较阔气，在西域战事中阵亡的人抚恤给八百两，马兵也有七十两。到了道光时期进行鸦片战争的时候，阵亡兵丁的恤银减少了三成。
同治时期挺凄惨。江南大营溃败，战死的千总所获得的抚恤银是一百两，而实际到手的还不到四十两，剩下的钱用盐引来抵充——牺牲将士的家属还得把盐引换成现钱。这么看来清军的奖励力度就像一个凹凸镜，映照出王朝气血的状况。清初“功牌授爵”能够让包衣奴才升到都统，可是到了清末却常常出现“记名提督实际上做把总”的荒唐事情。湘军裁撤的时候，曾国藩搞“大衔借补小缺”，二品的总兵去补五品的守备缺，就只是为了多吃半份俸禄。奖励力度失控还滋生出畸形的八旗福利。清初旗兵每年的俸禄二十两算是厚禄了，到了晚清连养马的草料银都被克扣。
京旗子弟在那个时候存在“吃空额”的情况。一个佐领有着三百人的兵额，实际上却只有百人在岗，剩下的饷银全都被分掉了。而那汉人组成的湘淮军，依靠“结硬寨打呆仗”。营官每个月的薪水是五十两，是绿营的三倍。怪不得李鸿章说“淮军之利，利在重赏”。或许可以这么去想，清军奖励力度的变化，和王朝的生命曲线相契合着。
清朝初期用丰厚的奖赏来让人为自己效力，中期依靠制度来维持稳定，末期依靠拖欠军饷来拖延时间。比如说在光绪年间老将左宝贵埋怨道：“以前一颗首级能够换取十两白银，现在砍一百个土匪都不够一顿饱饭的钱”。但最为有深意的，或许是奖赏背后的身份差异。同样是冲锋陷阵，八旗兵立下功劳能够得到功牌还能够被授予世职，绿营兵累积功劳到参将也就到极限了；汉人“勇”营更加凄惨，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哨官每个月的俸禄是二十两白银，立下战功只给予一个“勇号”的空名。战后进行裁军，淮军勇丁拿着五两川资被遣散，而八旗伤兵终身领取一半的军饷。
清末时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古训呈现出反讽的情形。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记录道：清军攻城所悬赏的金额能够达到上万两，但是士兵却更加喜爱进行抢劫。他在日记当中写道，赏格成为了一纸空文，而抢劫反倒能够获取实际的利益——这是清军的一个致命的毛病。又让人想起聂士成殉国之前的事情。在八里台之战中，他痛骂克扣饷银的粮台官，并且自己拿出钱财来给士兵发放赏银。最终身中七弹倒了下去，怀里还揣着没有发放完的银票。
这位快要成为将军的老将领死的时候轻轻地说：“赏赐的银子……换成火药……”